□ 王余光 /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北京 100871
DO1：10.3722/j.issn.1673—2286.2009.04.001
阅读转型，这是我们不得不面临的事实。近一千年来，我们面临过几次重要的阅读转型。
第一次阅读转型，应该是在十一世纪，印刷术的普及。
此前，抄书是一种职业，如班超就是抄书人。汉代置有专门的“写书之官”，后来历代都有抄书的活动。不少私人藏书、官府藏书、寺庙藏书、书院藏书，都有专人进行抄书。即便在印刷术发明后，我们还能看到一些知名抄本传世，如《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明代官府藏书中，有书近百万卷，刻本只占三分之一，抄本则占了三分之二，1可见抄本并没有因印刷术的发明而消亡。不仅中国如此，在西方，不少图书馆、修道院、学校都有专职的抄书人，八世纪的法国就要求抄写员应注意勿令本身的浮薄习气散布在所抄的字里行间，也不得轻率抄写，以免在匆忙之中产生错误。当时，抄写书籍被认为胜于栽植葡萄，因为后者仅能满足口腹，而前者则是为灵魂效劳，十分神圣。直到十六世纪后，抄写员才在西方逐渐失业。2作为一种职业，抄书人消失了。作为一项活动，抄书之事并非遥远，我本人就有过抄书的经历。
在古代，抄书不仅是为了复制图书，它还是一种读书的重要方法。北宋时期，正是雕版印刷术的普及时期，苏轼（1037—1101）适逢其时，理应欢欣，但他对雕版印刷...